• 煤化工網

    發揮收入分配激勵功能促進重點群體增收

    meihuagong
    后臺-系統設置-擴展變量-手機廣告位-內容正文頂部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長期落后于GDP增長,盡管“十二五”以來居民收入增長與GDP增長已基本保持同步,但是居民收入增長仍有待進一步提高?!栋l改委、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橄欖形’分配結構逐步形成?!用袷杖朐趪袷杖敕峙渲械谋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睆摹伴蠙煨巍狈峙浣Y構來看,中等收入群體應當是規模最大的核心群體。該群體的增收將對居民收入提高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由于我國要素和商品市場的不完善,一部分有能力獲得中等收入的群體并沒有成為中等收入群體中的一員。鑒于此,我們將有能力獲得中等收入的群體定義為本研究的重點群體。進而,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對有獲得中等收入能力的重點群體進行考察,討論收入分配激勵對重點群體增收的促進作用。下文的結構安排如下:首先,梳理了收入分配對勞動生產率的激勵作用;其次,從宏觀分配格局出發,闡述居民部門和勞動報酬占比的變化趨勢;再次,利用微觀數據分析重點增收群體的特征;最后,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一 重點群體的界定

    從社會結構或者收入結構來看,“橄欖形”結構被政府、居民和學術界等視為健康的、穩定的結構?!伴蠙煨巍苯Y構最主要的特點是“兩頭小、中間大”。從社會結構來看,就是以中產階級為主體,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比例都較小的社會結構;從收入結構來看,就是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低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比例都比較小的收入結構。然而,從我國已有的研究來看,在充分考慮職業、教育、收入等客觀因素的情況下,2010年我國16~64歲就業人口的社會結構為“倒丁字形”,社會底層的占比非常巨大?!暗苟∽中巍钡纳鐣Y構使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存在較大的張力,容易激發社會矛盾?!暗苟∽中巍苯Y構與“橄欖形”結構的最大不同在于中等收入群體的占比不同,而促使“倒丁字形”結構轉向“橄欖形”結構的關鍵在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低收入群體更多依靠的是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等社會事業;調節高收入群體收入主要依靠稅收等相關制度,在“橄欖形”社會中,這兩個群體的占比都相對較小。另外,向“橄欖形”社會轉變的過程中,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斷擴大,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則意味著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居民能夠更好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鑒于此,我們將中等收入群體作為本研究討論的重點群體。

    顧名思義,中等收入群體是通過收入水平來界定的。然而,一方面,收入是一個綜合性的單一指標,難以反映出該群體的其他特征。另一方面,在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不完善、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歧視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等問題比較突出,極有可能使一部分能夠獲得中等收入的群體并沒有獲得相應的中等收入,仍然在中低收入者甚至是低收入者的行列中徘徊。因此,盡管中等收入群體是本研究所要討論的重點群體,但是收入水平并不是本研究界定中等收入群體的最優選擇。結合研究目的,我們將與收入密切聯系的勞動力的能力作為界定重點群體的指標。從勞動經濟學中關于工資與勞動者個體特征之間聯系的研究可以發現,教育是影響勞動者工資收入的重要因素,具有較高教育水平的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也比較高,從而其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回報也較高。另外,從“羊皮卷”效應來看,教育具有識別和篩選功能,可以將勞動生產率高的人識別出來。由此可以看出,教育更適合作為本研究界定重點群體的指標。除了教育之外,職業也是反映勞動者能力的重要因素。國際標準職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是衡量社會結構的重要指標之一,由國際標準職業聲望量表、教育和收入等指標共同構成。

    鑒于此,本研究結合教育、職業和行業等特征將重點群體界定為以下六類:高技能勞動者、專業技術人才、中小創業者、企業經營管理人員、政府和社會管理部門的公務人員以及新型職業農民。

    二 收入分配對勞動生產率的激勵

    本研究所界定的六大重點群體主要依靠勞動獲得收入。勞動力市場的收入分配原則將對重點群體的增收起決定性作用。勞動力市場中的收入分配對勞動生產率的激勵主要體現在,收入分配能夠根據勞動者不同的生產率給予不同的工資收入,從而形成正向激勵,使勞動者能夠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提高工資收入。以下分別從工資決定、效率工資和我國改革開放前的“大鍋飯”對收入分配的激勵作用進行闡述。

    從工資決定來看,勞動者的工資是由其邊際生產力決定的。新古典學派的代表人物馬歇爾認為“勞動、資本和土地對國民收益的分配,是和人們對它們所提供的各種服務的需要成比例的。但這種需要不是總需要,而是邊際需要。所謂邊際需要,是在一點上的需要,在該點,不論人們略多購買某種要素的服務(或服務成果),或用他們的額外資金購買其他要素的服務(或服務成果),對他們都毫無區別”[1]。這說明,當勞動者的邊際生產力越高時,勞動者獲得的收入就越高。因此,當勞動者的工資不足以反映勞動者邊際生產力時,或者兩者之間存在較大差異時,勞動者將會退出勞動力市場或者是降低其邊際生產率。

    效率工資是收入分配對勞動生產率激勵的正面佐證。在雇用勞動者時,雇主對勞動者的信息并不完全了解。此時,雇主所支付的工資很可能不等于勞動者的邊際生產力,而是給予雇員相同的工資,這可能使低生產率的勞動者獲得高于其應得的收入,而高生產率的勞動者恰與此相反。當勞動者參加工作的機會成本與勞動生產率呈現正相關時,雇主則愿意支付相對較高的工資,以吸引勞動生產率高的勞動者。在這種情況下,提高工資成為雇主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一個途徑。

    另外,我國改革開放之前,以結果公平為中心的分配方式降低了勞動者的生產率。當收入分配以結果公平為中心時,則出現了“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現象,“搭便車”普遍存在。與此同時,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下,農業收益大幅被用于補貼工業,無論產量多少,農民能夠從中獲得的都只有基本生活口糧,農民的生活水平較差。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1957~1978年期間……盡管單位面積產量和糧食總產量都有了增加,1978年全國平均每人占有的糧食大體上還只相當于1975年,全國農業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七十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產隊社員收入在五十元以下,平均每個生產大隊的積累不到一萬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大饑荒則從一方面反映了農業的普遍減產。1959年和1960年糧食產量都比上年減少15%,而1961年的糧食產量僅維持了1960年的水平[2]。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施,加強了農民獲得的收入與其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從而大幅提高了農民的勞動生產率。

    上述內容說明,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應該與其邊際生產力對等,兩者之間的聯系越密切,越能激發勞動者的邊際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率。與此相反,兩者之間的聯系越疏遠,則越會降低勞動者的邊際生產力,打擊勞動者積極性。改革開放以來,在“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則下,勞動者工資與其勞動生產率之間的聯系逐漸加強,提高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但與此同時,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特別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豐富,總體上勞動者工資收入偏低。我國人口結構的轉變,為進一步提高勞動者收入提供了契機。我們應當抓住這個契機,完善勞動力市場,規范市場規則,使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形成工資與生產率之間的正向激勵機制,推動重點群體增收。

    三 中國宏觀分配格局的變化趨勢

    宏觀分配格局能夠反映出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部門的收入分配結構,其中居民部門的占比能夠反映出在國民收入結構中居民部門能夠用于分配的份額。同時,居民部門的收入結構可以反映出居民部門收入的來源。對本研究中的重點群體而言,資金流量表所反映的宏觀分配格局范圍比較大,包括了低收入群體,因此,本研究使用了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對勞動報酬占比進行討論。

    (一)三大部門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

    考慮到國家統計局對2000年以來的資金流量表進行了調整,導致2000年前后資金流量表數據存在一定的跳躍性。因此,我們僅使用2000年以來的資金流量表分析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部門之間的收入分配格局。

    首先,我們對初次分配的格局進行分析(見表15-1)。自2000年以來,政府部門占比呈不斷提高趨勢,從2000年的13.13%上升至2012年的15.63%,2013年出現小幅下降。企業部門的占比在2000~2008年同樣表現為上漲的趨勢。在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都上漲的情況下,2000~2008年居民部門占比則呈現下降趨勢,從2000年的67.15%一路降至2008年的58.66%。2009~2012年,政府部門占比依然保持上升趨勢,然而由于企業部門占比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由此居民部門占比出現相應上升趨勢。2012年居民部門的比重基本恢復到了2005的水平,但是與2000年的比重相比依然存在較大差距。盡管2013年政府部門占比出現了下降,但企業部門占比出現了上升,居民部門占比再次出現下降。然而,由于數據年限有限,目前仍無法判斷趨勢走向。

    表15-1 三大部門初次分配和可支配收入結構

    通過國際比較可以發現,我國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偏低。在與我國目前發展階段相近時,美國、日本、英國的居民部門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均高于我國。例如,1929年美國居民部門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為81.08%。盡管此后出現了下降,但1965年仍然達到了75.50%。日本在戰后快速發展的1955~1975年,居民部門在初次分配中的平均占比高達81.78%。相比之下,盡管2008年以來我國居民部門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增長,但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居民部門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并不高,雖然2012年達到了2008~2013年的最大值,但占比也僅為61.65%,2013年下降了約一個百分點,降至60.66%。

    其次,我們對再分配之后的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格局進行分析(見表15-1)。從政府部門占比來看,2000~2007年,在可支配收入中政府部門占比呈不斷提高態勢,從14.53%上升至19.01%,提高了約4.5個百分點。2008年和2009年出現了一定的下降,但此后仍表現為上升趨勢,2012年達到了2000年以來的最大值,高達19.54%。2013年與2012年相比下降了0.6個百分點。從企業部門來看,2000~2008年在可支配收入中企業部門的占比總體上呈現上升趨勢,僅在2005年和2006年出現了小幅下降。2009~2012年企業部門占比則為下降態勢,從2008年的22.74%下降至2012年的18.47%。2013年企業部門占比比2012年提高了1.3個百分點。從居民部門來看,居民部門與政府部門、企業部門的變化趨勢呈現互補形式。2000~2008年,在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占比都上升的情況下,居民部門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從2000年的67.54%下降至2008年的58.28%。2009~2012年,盡管政府部門的比重仍在提高,但是由于企業部門占比下降,居民部門占比出現上升態勢,2012年達到這一階段的最大值61.99%。2013年盡管政府部門占比出現了下降,但是企業部門占比的較大幅度的提高,居民部門占比再次出現下降。

    通過對初次分配和可支配收入各部門占比的結果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再分配過程中的利益分配情況。我們將三大主體部門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減去其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的結果表示再分配過程中的利益變化(見表15-2)。一是再分配的作用有限,對各主體收入分配占比的影響不大。也就是說,我國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上是由初次分配決定的。二是再分配過程中政府利用其主導地位獲得了更多的收益。2000~2013年政府部門一直是受益方,企業部門是受損方,居民部門在2002~2010年也是受損方。2011年以來居民部門也從再分配中獲益,成為受益方。然而,居民部門的受益比例與政府部門相比則顯得微不足道。

    (二)勞動報酬占比變化趨勢

    政府、企業和居民部門的勞動報酬支出共同構成了居民部門的勞動者報酬收入。在此我們分別對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以及各主體部門中勞動報酬占比進行計算(見表15-3)。

    表15-2 再分配調整的方向和力度

    表15-3 各部門和GDP中勞動報酬的比重

    2000~2011年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趨勢,2008年達到最低值47.18%。2012年和2013年大幅提高,2013年已略高于2004年的水平,達到了51.31%,打破了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持續下降的趨勢。分主體部門來看,勞動報酬占比卻呈現不同的趨勢。在政府部門,勞動報酬占比呈現上升下降再上升的趨勢。2000~2005年呈現上升趨勢,2005~2009年呈下降趨勢,此后又出現上升趨勢。在企業部門,勞動報酬占比在2000~2008年則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從2000年的44.89%下降至2008年的35.58%,此后則變化不大,2012年和2013年則出現了連續的上升。在居民部門,勞動報酬占比基本保持穩定,在36%左右;只是在2013年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的勞動報酬占比都出現上升的情況下,居民部門的勞動報酬占比反而出現了下降。

    (三)上市公司的利益分配

    圖15-1 上市公司中勞動報酬占比的變動趨勢

    根據Wind數據庫中全部A股的數據,我們計算了上市公司勞動報酬所占的比例(見圖15-1)。數據表明上市公司勞動者報酬占比低于勞動報酬占GDP的比例,這可能是因為上市公司大多是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企業,相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而言,這類企業的勞動報酬占比較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的勞動報酬占比普遍偏低,在這種情況下,在重點群體集中就業的上市公司中,勞動報酬占比偏低的格局仍未被打破。從變化趨勢來看,上市公司中勞動報酬占比在2000~2008年呈現上升趨勢,2008~2010年表現為下降趨勢,2011年之后勞動報酬占比再次上升。2008年金融危機對上市公司的沖擊比較大,大幅降低了上市公司中勞動報酬的占比。

    在上市公司中勞動報酬占比緩慢上升的情況下,企業利潤和生產稅占比呈現此消彼長的過程。2000~2007年,生產稅占比呈現下降態勢,企業利潤占比呈現上升趨勢。2008年生產稅占比大幅上升,達到25%,此后基本圍繞這個水平上下小幅波動;與生產稅占比相反,2008年企業利潤占比大幅下降,2008年降至44%;2008~2010年由于生產稅和勞動報酬占比都出現下降的情況,企業利潤占比出現了上升;2010年以后企業利潤占比再次下降,并維持在44%左右。

    四 重點增收群體的特征

    本部分首先對六大重點群體進行定義,并說明識別標準。在此基礎上對六大重點群體的特征進行描述。

    (一)六大重點群體的定義和識別標準

    一是高技能勞動者。根據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于2007年頒發的《高技能人才培養體系建設“十一五”規劃綱要》,高技能人才是指在生產、運輸和服務等領域一線崗位的從業者中,具備精湛專業技能,在關鍵環節發揮作用,能夠解決生產操作難題的人員。由于收入分配調查數據缺乏對技能的度量指標,因此,本文轉而使用教育程度作為衡量技能的代理指標,進而將高技能勞動者定義為具有高中(中專、職高)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生產和服務人員。

    二是專業技術人才。專業技術人才在收入分配調查數據中被定義為科學研究人員、工程技術人員、農業技術人員、飛機和船舶技術人員、衛生專業技術人員、經濟金融業務人員、法律專業人員、教學人員、文學藝術工作人員、體育工作人員以及新聞出版和文化工作者。

    三是中小創業者。中小創業者在收入分配調查數據中被定義為雇主或自營勞動者,且其工作單位的所有制性質為個體私營企業。

    四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包括了兩類人員:剔除了中小創業者之后的企業負責人、在企業工作的行政辦公人員。

    五是政府和社會管理部門的公務人員。公務人員為機關事業單位負責人以及在機關團體、事業單位、公共管理部門工作的行政辦公人員。

    六是新型職業農民。根據《農業部辦公廳關于新型職業農民培育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新型職業農民是指以農業為職業、具有一定的專業技能、收入主要來自農業的現代農業從業者,主要包括生產經營型、專業技能型和社會服務型職業農民。由于收入分配調查數據沒有詢問受訪者的專業技能,本文將初中或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受訪者視為掌握了一定的專業技能的人員。此外,農業收入是家庭層面上的,非農業收入則是個人層面上的。因此,判斷個人的收入來源主要為農業收入還是非農業收入,會造成較大的識別誤差。本文轉而通過考察個人的務農時間和非農就業時間,來判斷農村居民的收入來源主要為農業收入還是非農業收入。如果個人的務農時間長于非農就業時間,本文就認為該農村居民的收入主要來自農業。由于務農時間和非農就業時間都是個人層面的,因此,在識別上不會存在誤差。綜上,在收入分配調查數據中新型職業農民的定義為個人的務農時間長于非農就業時間、具有初中或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者。

    (二)重點增收群體的特征

    依據重點群體的定義,我們使用2013年的中國收入分配調查數據對重點群體的特征進行描述。[3]從規模來看,在六大群體中高技能勞動者占比最高,達到19.45%;其次是中小創業者和專業技術人才,分別達到10.21%和8.36%;新型職業農民的占比最低,僅為0.58%。

    各群體的特征也存在一定差異。從性別來看,各群體均是以男性為主。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的男性比重最低,基本達到了男女性別比例平衡,而男性在公務人員以及新型職業農民中所占的比重達到了2/3左右。從年齡來看,高技能勞動者、專業技術人才和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的平均年齡低于全部就業者的平均水平,中小創業者、公務人員和新型職業農民的年齡則高于平均水平。其中高技能勞動者的年齡最低,為35.54歲,新型職業農民的年齡最高,達到44.65歲。從受教育年限來看,高技能勞動者、專業技術人才、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和公務人員的受教育年限均超過了全部就業者的平均水平,其中公務人員的受教育年限最高,達到13.45年;新型職業農民的受教育年限為8.91年,低于平均受教育年限(9.12年)。中小創業者的受教育年限和全部就業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無幾。從年收入來看,僅有新型職業農民的年收入低于全部就業者的平均水平,其他群體的收入均高于全部就業者的平均水平。年收入最高的是中小創業者,其后的順序分別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公務人員、專業技術人才和高技能勞動者(見表15-4)。

    首先,通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高技能勞動者擁有僅次于公務人員的受教育年限,但是其年收入僅高于新型職業農民。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技能勞動者的工資依然比較低。高技能勞動者是從事生產和服務的人員,其收入主要來自勞動報酬。規范的勞動力市場秩序將有助于實現市場對高技能勞動者的優化配置,依據勞動生產率來決定工資。隨著勞動力供求關系的改變,以及市場體系的健全,按照市場規律,高技能勞動者的收入將會逐漸提高。

    其次,中小創業者的年齡高達41.60歲,而受教育年限僅為9.19年。也就是說,中小創業者主要是20世紀70年代初出生的人口;從年齡和受教育年限兩個方面來看,在出現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后鼓勵大學生自主創業的實際效果有限。20世紀70年代初出生的城鎮勞動力剛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后就經歷了國有企業改革,在下崗人員中,除了培訓再上崗之外,有相當一部分人成為中小創業者。與城鎮勞動力相對應的是,同一時期出生的農民工在1989年爆發“民工潮”后涌入城鎮勞動力市場,有相當一部分人成為自營勞動者。結合中小創業者受教育年限的標準差來看[4],中小創業者的教育年限低于14.95年的概率達到了97.5%,低于12.07年的概率達到了84%。這意味著2013年從事中小創業的勞動者中大學畢業生只占很小一部分。

    再次,新型職業農民的占比極低,同時年齡大、受教育年限低、收入低是新型職業農業的主要特征。新型職業農民的受教育年限在六大類重點群體中是最低的,這雖然與我們的定義有關,但這更加說明農民的受教育年限普遍偏低。若與高技能勞動者同樣采用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為標準,則新型職業農民的占比將會大幅下降,甚至趨近于0。受教育年限偏低則對應著低的年收入。新型職業農民的年收入甚至低于全部就業者的平均收入,兩者相差近1萬元。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農民的勞動生產率有待進一步提高,應繼續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逐步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雖然隨著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供給大幅下降,但是農民的收入依然低于工業部門的收入,甚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說明非農業部門依然對農民具有吸引力。在推動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民勞動生產率的同時,可以促進農村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同時提高農民特別是新型職業農民的收入。

    表15-4 重點增收群體的特征

    五 政策建議

    勞動報酬依然是重點群體的主要收入來源,勞動力市場的完善將對重點群體的增收起決定性作用。與勞動報酬相比,財產性收入占比較低。從宏觀分配格局來看,居民部門占比偏低、勞動報酬占比偏低,這使可用于重點群體分配的收入偏低。從六大重點群體的特征來看,規范勞動力市場秩序,充分發揮市場對勞動力配置的作用,將會有助于勞動力工資收入的提高。有相當大一部分重點群體在中小企業就業或者是中小創業者,因此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將會推動中小企業創業者的收入提高。新型職業農民的工資低、年齡大、教育水平低?;诖?,具體的政策建議如下。

    一是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簡政放權,提高工作效率。我國當前政府、企業和居民共同構成了國民收入分配的三大主體。從國際比較來看,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偏低,政府占比偏高。推動重點群體增收,則必然要提高居民部門的占比。這就要求政府部門不斷優化組織結構,簡政放權,提高工作效率,從而逐步降低政府部門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

    二是規范勞動力市場秩序,建立統一的市場,逐步實現過程公平。重點群體主要是通過勞動力市場獲得收入。規范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力能夠獲得公平的就業機會,建立公平的秩序,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最終使不斷擴大的重點群體能夠借助市場環境實現增收。規范招聘和用工機制,減少家庭背景、權力、關系等非市場因素對勞動力配置的影響。消除戶籍制度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通過自由流動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改革薪酬制度,實現同工同酬,使工資與勞動生產率一致。隨著人口結構轉型,勞動力市場的供需結構發生了變化,這為勞動力工資提高提供了客觀環境?;诖?,應充分發揮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和工資決定上的主導作用,推動重點群體增收。

    三是完善土地流轉機制,推動農業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雖然我國的農村人口逐漸減少,但是農民的勞動生產率依然偏低。完善土地流轉機制,為農業的機械化提供生產基礎,進而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新型職業農民的收入,有助于推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與此同時,加快城鄉一體化的建設,進一步拉動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為城鎮的發展提供勞動力。另外,完善農村的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為農業投資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

    四是推進中小企業發展,為重點群體的充分就業提供保障。重點群體中的相當大部分在中小企業就業或者是中小企業創業者。中小企業的發展對于重點群體就業和增收具有重要影響。積極推進金融改革,打破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困境,疏通融資渠道,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有利的融資環境。與此同時,應進一步簡政放權,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審批,簡化審批流程,激發市場活力,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有利的行政環境。

    五是推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的發展,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家庭財富呈現房產一家獨大的態勢,其他投資渠道乏力。隨著我國成為中等收入國家,財產對于居民收入的影響將會越來越大。拓寬投資渠道,使沒有能力購買住房的重點群體能夠具有其他途徑進行資本投資,實現資本的保值增值,促進重點群體財產性收入的提高。另外,分散對房產投資的集中度,緩解房地產市場的供需矛盾。

    標簽: 激勵機制 收入分配 勞動生產率 重點群體 增加收入

    后臺-系統設置-擴展變量-手機廣告位-內容正文底部
    留言與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驗證碼:
    神马影院午夜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