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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非經貿合作區發展現狀與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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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1月,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宣布“在今后3年內,在非洲地區建設3~5個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2007年2月,首個中非經貿合作區在贊比亞揭牌。至2011年底,中國已在贊比亞、埃及、毛里求斯、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五國建立了6個經貿合作區,成為中國正在建設的16個國家級境外合作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且這6個經貿合作區整體運行良好,經濟和社會效益已初步顯現。

    一 中非經貿合作區發展現狀

    中非經貿合作區建設與運營5年來,采取循序漸進的開發方式,現已取得以下初步成效:

    (一)招商引資工作穩步進行

    中非經貿合作區6家承辦企業,根據各自的比較優勢、當地的資源稟賦,以及東道國與國際市場情況,制定了符合合作區發展方向的園區建設規劃,產業定位明確。

    贊比亞中國經貿合作區為“一區兩園”,其中謙比希園區以有色金屬工業為主導,延伸有色金屬加工產業鏈,適當發展配套產業和服務業,建設具有輻射和示范效應的以有色金屬工業為主的綜合性園區;盧薩卡園區依托卡翁達國際機場的優勢,重點發展商貿、物流、加工、房地產等產業,并依此定位將園區分為物流倉儲區、建筑材料產業城、增值加工區、辦公服務區、中央商務區、高檔住宅區,目標是建設以自由貿易區為主要功能的現代空港產業園區。[1]

    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規劃為4個產業功能分區,分別是紡織服裝產業區,包括紡織、印染、成衣、紡織制品及服裝飾品、金屬飾品等企業;石油裝備產業區,包括石油設備生產制造企業;汽車產業區,包括汽車組裝廠、汽車零部件生產配套企業;電器產業區,為高低壓電器配套產業入駐園區提供發展空間。[2]

    毛里求斯晉非經貿合作區規劃為6個功能板塊:旅游度假板塊可容納度假酒店、高等級餐飲、娛樂等產業;商務商業餐飲板塊可容納商務酒店、會展中心、商業街、超市、加油站等產業;房地產開發板塊以開發別墅、公寓、職工宿舍為主;教育板塊可容納英語、法語、中文三種語言學習以及職業培訓、預科學習等;產品加工及物流板塊可容納高科技產業、海產品加工、輕工業、建材加工及物流配送;預留板塊處于園區中心地帶,為符合園區定位、能夠提升園區品牌、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最優的項目預留。

    尼日利亞廣東經貿合作區包括加工園區、工業園區、科技園區等,主導產業涵蓋家具、建材、小五金、醫藥等行業,以及發電廠、水廠、污水處理廠、交通建設等基礎設施項目。[3]尼日利亞萊基自由貿易區分為如下產業群:生產制造業,主要包括家具生產、服裝鞋帽加工、中高端建材加工、家電生產、精細化工、生物醫藥等加工業,以及交通運輸設備裝配、工程組裝、電子產品組裝等產品裝配業兩部分;商貿物流業包括現代會展、商貿物流、石油天然氣倉儲、工業物流倉儲等;房地產業包括商業、住宅和工業房地產;城市服務業包括金融保險、賓館酒店、休閑度假、中介服務、信息服務和其他城市服務業。

    埃塞俄比亞東方工業園以外向型制造加工業為主,重點發展適合埃塞俄比亞及非洲市場需求的紡織、皮革、農產品加工、冶金、建材、機電產業,并有進出口貿易、資源開發、保稅倉庫、物流運輸、倉儲分撥、商品展示等功能,將逐步形成集工業、商業、商務、居住、娛樂等多行業、多功能發展的工商貿綜合功能區。[4]

    從目前招商引資進展看,截至2011年底,6家經貿合作區已吸引不少中國、東道國以及其他國家的企業與之洽談、簽約,協議投資額達到20多億美元,已入區企業近百家,中方投資企業占主體。例如,在尼日利亞萊基自由貿易區的28家入區企業中,中資企業有17家,其余為尼日利亞當地企業和一些來自英國等國的外國企業,產業覆蓋石油倉儲、機械及汽車制造、藥品生產、建材加工、家具生產、清關物流、建筑及服務貿易。在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共有入駐企業26家,出租標準廠房37427.5平方米,園區公寓出租和預定數量達到64套,投資服務中心共出租和預定辦公室19套,總面積為1579.27平方米的底商已全部出租或預定,工業園1900平方米的倉庫也全部租罄。[5]合作區的“投資平臺”作用日益凸顯,“集群式”發展模式已具雛形(見表1)。

    表1 中非經貿合作區投資情況(截至2011年底)

    (二)基礎設施建設平穩推進

    由于6個中非經貿合作區建設起點不同,基礎設施建設進展亦有所差異。埃及和贊比亞兩個經貿合作區以原謙比希工業園和埃及蘇伊士灣西北經濟區為基礎,基建速度推進較快。截至2011年底,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起步區1.34平方公里已基本建成。占地1.5萬平方米的泰達苗圃公園及環境、道路景觀改造工程全部竣工。占地7.6萬平方米、建筑面積超過5萬平方米、擁有6棟標準廠房及小型服務中心和餐飲供應場所的中國小企業孵化園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二期工業廠房首期和960平方米的藍領公寓于2011年9月份開工建設。此外,綜合配套服務中心一期工程已于2009年底完成,包括一座8層樓的投資服務中心、一座7層樓的四星級酒店、2棟員工公寓及底商。還有2棟小的單體建筑分別為俱樂部和餐廳,也于2010年底前全部完工并部分投入使用。目前,合作區內已經設立有貨代清關、海運服務公司、銀行、中餐廳、廣告公司和財務監督辦公室,并修建了簡易體育館,設有籃球場、羽毛球場、乒乓球臺和健身體育設施。一個生態化、生活化的高標準現代工業新城區已初具規模。[6]

    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和毛里求斯經貿合作區基礎設施建設也取得不同進展。埃塞俄比亞工業園起步區2平方公里土地已全部平整,10條主干道路框架全部完成,已開挖水井4口,鋪設排水管線16050米,污水處理廠正在建設中;已建10000千瓦變電所一座,購400千瓦發電機2臺,購1000千瓦變壓器6臺,新架電纜線5000米;臨時辦公場所、工程倉庫、生活用房、工業一區5萬平方米標準型廠房已竣工,園區已具備企業入園條件。[7]晉非經貿合作區的標準廠房、公寓、道路、圍墻、變電站及相應的介質管道也均已竣工。

    (三)經濟和社會效益初步顯現

    中非經貿合作區基礎設施建設已取得階段性進展,經濟與社會效益開始體現,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帶動了中國對非商品出口。經貿合作區初創階段,為滿足園區建設需要,需從中國進口一些實物投資、備品備件及生活物資。尼日利亞廣東合作區、尼日利亞萊基自由貿易區和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帶動國內設備、原材料出口額分別約為2200萬美元、4000萬美元和3400萬美元。

    第二,增加了當地政府稅收,創造了新的就業崗位,提升了東道國的產業發展與對外貿易水平。中國有色礦業集團和合作區累計向贊比亞繳納稅費超過1.1億美元,在當地創造就業崗位12000多個,贊比亞形成較為完善的以有色金屬產業鏈為主的企業集群發展格局。埃塞俄比亞東方工業園業已運營的水泥廠年產水泥25萬噸,有力地支持了當地經濟建設,且為東道國增加就業崗位800多個。尼日利亞萊基自由貿易區吸納當地社區居民1000多人就業。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累計創造產值4600多萬美元,2011年進出口額達到3400多萬美元,合作區吸納埃方人員近700人。

    第三,通過資助東道國當地公益事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促進當地社會發展。中國有色礦業集團在搞好合作區開發建設的同時,關切當地社會公益事業,累計捐助近千萬美元,包括為當地社區修建道路和公共汽車候車亭,資助疾病防控項目,贊助體育事業,為市政和婦女兒童協會捐款,提供學費贊助等。尼日利亞萊基自由貿易區曾組織當地人參加的技能培訓和文化交流活動,為當地社區修建道路、教堂、水井、水塔、廁所等,捐贈生活必需品,設立支持周邊社區的專項發展基金。[8]

    第四,通過舉辦有關經濟開發區為主題的研修班,與東道國分享開發區建設經驗。2009年5月和6月,中國商務部合作區辦公室在商務部培訓中心舉辦了兩期“中國開發區政策研修班”,包括非洲國家在內的部分境外經貿合作區所在國政府官員參加了學習,并赴天津、上海、江蘇經濟技術開發區進行實地考察。2011年10月,中方舉辦了剛果(布)經濟特區建設部級研討班,雙方就加強開發區建設等議題進行了廣泛交流。

    第五,促進中國與經貿合作區所在國友好關系向縱深發展。贊比亞中國經濟合作區內設有中贊友誼醫院,尼日利亞廣東經貿合作區內設有中國援建的一所小學,埃及經貿合作區與埃及蘇伊士運河大學孔子學院成立了聯合培訓中心,為埃及員工開展公共漢語、專業漢語和中國文化培訓等。

    中非經貿合作區建設與運營時間還比較短,初期的效應更多地體現在靜態經濟效果方面,如促進投資、就業、出口等。技術轉移、產業結構升級、與合作區所在國國內經濟的融合等動態經濟效果尚未顯現。

    二 中非經貿合作區建設與發展動因

    中非經貿合作區能在短時間內迅速啟動并逐步投入運營,與雙方政府和企業的認同與支持分不開。中國方面的積極性主要源自以下因素:

    第一,設立中非經貿合作區有利于解決中非貿易摩擦問題。非洲是中國海外市場多元化重要地區,隨著中非貿易額快速增長,中國大量商品涌入非洲市場,引發貿易摩擦不斷增多。一些非洲國家如南非和埃及對中國產品采取貿易反傾銷調查,一些國家則采取限制甚至禁止進口措施,使中國對非出口受到影響。[9]建立中非經貿合作區,將出口產品轉移至非洲本土生產,既能有序轉移中國國內過剩但具有比較優勢的產能,又有助于轉變中非貿易發展方式,減少貿易順差,還可利用非洲國家產品進入歐美市場無配額限制或免征關稅的條件,銷往國際市場。

    第二,合理消化過多的外匯儲備。根據國家統計局數字,早在2006年中國外匯儲備已超過1萬億美元,2011年底超過3萬億美元。如何實現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已成為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目前中國很大一部分外匯儲備用于購買美國國債,但美元貶值的趨勢導致這部分投資不斷縮水。將外匯儲備用于支持國內企業境外投資,既可實現外匯儲備的多元化投資,又能支持國內企業發展壯大,可謂一舉兩得。

    第三,為中國企業走進非洲搭建集群式發展平臺。由于中國與非洲大陸相距遙遠,國內中小企業對開拓非洲市場存有疑慮。有了經貿合作區這一平臺,國內中小企業可聯合“走出去”尋求發展,以“抱團”發展實現優勢互補,以群體效應來延伸產業鏈、降低成本,提升境外投資的總體競爭力。

    第四,中國擁有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具有示范效應。中國政府自1980年以來,先后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海南建立了五大經濟特區。實踐證明,這些經濟特區以及產業集群的發展是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在吸收外資、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提升國內產業結構等方面均取得了顯著成績。將這種經驗推介到非洲,有可能帶動非洲經濟的快速發展。

    非洲國家的積極性主要出于以下考慮:

    第一,吸引外資流入。大多數非洲國家具有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特征,而由于低儲蓄率、高負債率等因素導致國內資本形成能力不足,需要引進外資來支持國內經濟增長。經貿合作區的建設可大大改善東道國的基礎設施狀況,進而吸引更多的外資流入。

    第二,推進本國工業化進程。大多數非洲國家工業發展落后,制造業水平低下,制造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低于15%,無法滿足民眾對工業產品的需求。經貿合作區在吸引大量外企進入的同時,必然會帶來相應的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的轉移,進而促進本土產業和企業的發展壯大。此外,以非洲當地資源為基礎建立的加工企業,會提高非洲資源產業的加工能力,增加產品的附加值。

    第三,增加稅收,創造就業。入駐經貿合作區的企業及其所開展的生產經營活動,可以繳納稅收的形式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企業運營屬地化則可為東道國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從而提高當地居民的收入水平,推進東道國的減貧與發展。

    第四,期待合作區成為本土企業家成長的搖籃。囿于民族資本發展滯后,非洲國家本土企業家發展不成熟,不能對本國經濟發展起到應有的推動作用。因此,非洲國家非常希望合作區的建立也能吸引更多本土中小企業入駐,向區內其他國家的企業學習和借鑒國際化經營管理經驗,在學習中成長壯大,并與外國企業建立起密切的經濟聯系。

    第五,為非洲國家經濟特區發展注入新的活力。20世紀70年代,非洲先后有利比里亞、毛里求斯和塞內加爾3國建立經濟特區,90年代以來又有29國建立了114個各類經濟特區,但非洲的所有經濟特區僅占全球經濟特區總量的3%,特區功能也未充分展現。[10]這些國家特別渴望借中非經貿合作區的東風,使舊的特區煥發生機。

    中非經貿合作區的建設與發展也與新古典經濟學增長理論及新增長理論的一些要義相契合。一是“發展極”理論。該理論由法國經濟學家佩魯于1955年首先提出。所謂“發展極”,就是由主導部門或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在某些地區或大城市集聚發展而形成的經濟活動中心,這些活動中心具有生產、貿易、金融、交通服務等多種功能。政府通過特殊政策支持,推動“發展極”自身的發展和對周邊地區的影響、輻射,以期帶動整個區域甚至整個國家的發展。而經貿合作區本身所具有的獨特區位、特別優惠政策、多向度產業定位,以及使東道國國內更多的地區受益于經貿區經濟發展釋放的“回流效應”和“涓滴效應”的預期效果,可謂與“發展極”理論不謀而合。二是知識外溢和“邊干邊學”內生增長思路。這是發展經濟學新增長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阿羅就提出了著名的“邊干邊學”理論,強調邊干邊學或知識是投資的副產品,具有遞增的邊際生產力。80年代,羅默提出“知識外溢長期增長模式”,盧卡斯提出“人力資本外在性增長模式”,斯多克提出“新產品引進知識外溢內生增長模式”,對阿羅的理論進行了修正與擴展。這些模式都強調知識和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強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外開放的重要性,即發展中國家通過某種形式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加速自己在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本方面的積累,產生一種“趕超效應”(catch-up effect)。[11]建立經貿合作區恰好可以通過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使東道國的知識、技術和人力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收到邊干邊學和知識外溢效應,從而促進國內經濟長期增長。

    三 中非經貿合作區發展前景

    建立中非經貿合作區是中國對非投資合作的新探索,也是推動我國企業在海外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合作區建設既是一項新事物,也是一項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合作區未來的發展將取決于諸多因素。

    從優勢視角看,以下因素可能有助于合作區的發展。一是政治優勢。中國與埃及、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贊比亞和毛里求斯雙邊關系良好,為雙邊經濟合作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贊比亞總統邁克爾·薩塔2011年10月29日在總統府宴請中國有色礦業集團公司等中資企業代表時表示,“歡迎中國企業到贊比亞投資,幫助贊比亞兄弟姐妹發展經濟”。二是政策優勢。我國政府對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工作十分重視,2010年4月曾出臺有關支持境外經貿合作區的政策舉措,從資金、保險、貨物通關以及與合作區所在國相關事務協調等方面均給予承辦企業務實性扶持。[12]中非經貿合作區所在國鼓勵外商投資,并給予經貿合作區一些優惠政策。三是資金優勢。合作區承辦企業通過商務部、財政部的確認考核后,可得到來自國家2億~3億元人民幣的財政支持,還可得到中非發展基金、相關地方政府以及非洲國家的支持,使合作區有可持續發展的后勁。四是梯度產業發展優勢。經過多年發展,中國與非洲國家在諸多產業領域呈現互補性態勢,夯實了雙方合作的根基。五是區位優勢。除贊比亞和埃塞俄比亞以外,其他三國的中非經貿合作區位于沿海地區,可節省出口貨物的運輸時間和成本。另外,經貿合作區依托所在國加入的地區一體化組織以及與發達國家達成的相關雙邊貿易協議,有利于區內企業開拓國際市場。

    從劣勢視角看,以下一些因素可能是合作區需要應對的問題。其一,非洲經濟特區發展基礎薄弱。如前所述,非洲經濟特區發展緩慢,且以自由港、出口加工區、保稅區、自由貿易區為主要形式,當地政府管理和建設合作區的經驗不足,不利于中非經貿合作區的順利發展。據世界銀行2011年發布的有關經濟特區發展評估報告顯示,除毛里求斯、肯尼亞、馬達加斯加和加納以外,其他非洲國家發展經濟特區成效欠佳,主要歸因于這些特區“缺乏有效的戰略規劃與管理、政策不穩定、政府管理能力低下”。[13]其二,中非經貿合作區的基礎設施嚴重不足,束縛著園區企業的經營與發展。例如,在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所在的三號地塊,當地的供電能力難以滿足在建大項目的需求,并且合作區供電穩定性不夠,突然停電現象經常發生。合作區也無天然氣供應,無法保證入駐企業的燃氣需求。合作區的互聯網仍采用電話線ADSL或DSL上網,傳輸速度慢,影響企業正常業務的開展。[14]其三,中國企業在非洲建設經貿合作區屬開拓性嘗試,需要面對園區發展總體策劃、開發建設、管理營銷等諸多事宜,這需要有跨國經驗的海外運營團隊、專業的合作伙伴和專家顧問團做支撐。在6個中非經貿合作區中,除天津泰達投資控股公司積累了大量開發區建設經驗外,其他5個合作區都存在經驗少、園區經營管理人才短缺困境。其四,非洲人力資源水平低下,無法滿足經貿合作區的建設要求。中方企業需要遵循屬地化經營原則,但在實際運營中卻存在用工方面的供需矛盾。如在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依據埃及2003年12號勞動法中關于聘用外國員工比例的特殊規定,雇用中方和埃方員工的比例為1∶9。但對處于創業期的新入區企業來說,大部分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高級技術人員可能不得不從國內聘用,而埃及的法規卻對此形成制約。

    從機遇視角看,以下因素有利于經貿合作區發展。其一,中國和非洲經濟仍保持較高增勢。后金融危機時期,中國經濟基本沒有減速,仍保持高速平穩發展態勢,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5個經貿合作區所在國除埃及在2011年出現政治動蕩以外,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毛里求斯和贊比亞宏觀經濟運行態勢良好,2011年四國經濟增長率分別為6.9%、4.2%、7.5%和6.7%。[15]其二,中國企業正在加速產業轉移、實施海外發展戰略。目前,中國企業將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視為企業發展的戰略目標,積極向海外轉移過剩的但又具有比較優勢的產能,以實現企業自身的海外戰略發展和升級。中非經貿合作區是承接國內產業轉移的很好平臺,企業可在此建立可靠的海外生產基地,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海外投資經營成本。其三,非洲國家經濟發展需要解決投資不足問題,渴望開放市場,尤其是許多非洲國家為擺脫對西方國家的依賴,出現“向東看”趨勢,更愿意與中國等發展中經濟體合作。

    從威脅視角看,也存在不利于經貿合作區發展的因素。其一,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可能會影響經貿合作區商品出口規模。因為歐美國家在遭受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沖擊之后,對外投資能力下降,國內經濟衰退,進口能力下降,加之一些發達國家出現“新貿易保護主義”思潮,勢必會影響經貿合作區內外向型商品的出口貿易。其二,非洲大陸與中國距離遙遠,中國國內一些企業對非洲國家認識不足,對赴非洲發展具有恐懼和將信將疑的心理。另外,與中國的其他境外經貿合作區相比,企業在非經營面臨更大的人員成本和貨物運輸成本支出,增加了企業運營的壓力。其三,安全風險因素突出。雖然經貿合作區承辦企業采取了一系列安保措施,配備了專業保安隊伍,實行封關運作,但針對經貿合作區設施和員工的恐怖襲擊事件仍時有發生。在尼日利亞廣東經貿合作區,2008年8月至2011年11月,曾發生5起綁架和搶劫事件,造成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

    針對中非經貿合作區存在的問題與困難,特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第一,科學規劃中非經貿合作區布點。鑒于現有的6個合作區在地理上已形成事實上的東、西、南、北地區全部覆蓋的布局,政府部門可以此作為經貿合作區的“試驗場”或“先鋒”,近期不再新增經貿合作區,并給予現有的6個合作區更多的政策扶持,及時幫助承建企業解決面臨的各類問題,總結經驗與教訓,推動合作區健康發展。

    第二,落實相關扶持政策。作為新生事物,中國與經貿合作區所在的非洲國家政府宜用戰略眼光看待這一合作模式,并給予切實可行的政策支持,為合作區營造更好的經營環境,以吸引更多企業入駐。中國與相關非洲國家應建立專門的政府間磋商機制,在合作區出現困難和問題時發揮指導作用;還可成立中非合作方雙邊工作委員會,將推進合作區建設納入常態管理,尤其是敦促非方有關政府部門落實相關優惠政策,[16]爭取與非方簽訂長效合作框架,以期保持政策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

    第三,擴大對中非經貿合作區的宣傳力度。一方面,政府相關部門組織利用中非合作論壇項下的“中非企業家大會”“中非民間商會”及其分會等各類機構作為平臺,推介非洲的投資商機;另一方面,各經貿合作區承辦企業采用各類平面媒體、聲訊媒體、網站,甚至出版專門的電子期刊,使用中、英文,對經貿合作區的發展潛力與優勢進行客觀介紹,加深國內相關企業對非洲國家的認知,使更多的中資及外資企業駐足中非經貿合作區,其發展規劃亦由藍圖變成現實。

    第四,探索企業贏利模式。在中非經貿合作區初創階段,產業發展準確定位十分重要,需要對合作區的資源、供應鏈、產業特色、入區企業贏利點等方面認真分析與把握,尤其是關切各自經貿合作區所在國的產業發展戰略與政策,以及促進外國投資的新舉措、限制領域,選擇各自贏利項目,使經貿合作區建設得以持續并發展壯大。

    第五,注重規避投資風險。中非經貿合作區遠離中國本土,僅靠中國企業自身力量難以應對各類建設與運營風險。承辦企業需以開放性思維,在合作區開發、運營、招商等方面,吸納當地人員和企業參與其中,這不僅可為經貿合作區的建設與運營提供便利,而且可使合作區真正融入當地社會,與當地社會形成真正的利益“捆綁”態勢。當合作區運營中面臨東道國政權重組、族際摩擦、教派矛盾、戰亂、綁架、搶劫等問題時,當地人和當地企業可形成一個有效的保護屏障,減少中資企業的風險。此外,合作區還應加強與當地公民社團和非政府組織的接觸,通過增信釋疑,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實現中非經貿合作區的順利發展。

    標簽: 中非經貿合作區 招商引資 經濟效益 發展動因 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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