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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析非洲工業化發展與中非經濟合作

    meihua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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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工業化問題是研究非洲問題的一個重要內容。它不僅涉及非洲自身的發展,同時也與對非經貿合作有著密切的關系。該地區工業化程度的低下,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發展落后,直接或間接導致很多社會問題難以解決。隨著同非洲經貿關系的日益擴大,對非關系已日益涉及中國切身利益。在該問題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情況下,如何認識非洲當前工業化道路面臨的問題,對于深化中非合作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 非洲工業化的選擇:持續增長的神話還是陷阱

    對于多數國家而言,工業化被視為現代化的重要基礎。簡而言之,工業化可以促進增長和社會經濟發展。由此,作為全球工業化程度最低的大陸,非洲國家對工業化的期望值很高。作為工業化進程中的后來者,在全球工業化分工體系已經確立的當前,非洲應該實行什么樣的工業化,國際工業分工體系留給非洲多大的空間,卻是非洲不得不面臨的問題。

    (一)非洲的工業化已經不可能走傳統的工業化道路

    首先,理解工業化及其傳統工業化的概念對于認識非洲走什么樣的工業化有重要意義。什么是傳統工業化的道路?從學術研究角度來看,工業化的概念較多,其中相關概念包括原初工業化(proto industrialiazation)、近代工業化、再工業化、新型工業化等。受不同關注點影響,對于工業化這一概念問題存在不同的解讀。就其核心要素來看,傳統工業化是以機器生產為特征,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工業制成品,并伴隨能源耗費的生產形態及社會經濟形態。盡管近年來隨著信息科技的發展,出現了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促進信息化的所謂新型工業化的概念[1],但究其實質,所謂新型工業化仍離不開機器生產為基礎的工業,所謂“新”,只是利用新技術在發展的可持續性、生產效率的提高等方面有了新的詮釋。對非洲國家而言,人類已有的工業化經驗,都可以稱之為傳統的工業化經驗。人類社會發源于歐洲的工業化進程已經經歷了近4個世紀。盡管其間不同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所走的道路和發展模式有著各自的特點,但工業化生產體系的建立需要資金和技術的積累,工業化生產意味著生產力的提高,工業化生產體系的確立需要市場來維系,卻是其共同特征。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在《2009年度工業發展報告》中對工業化的解讀,工業化應該是在“產品空間、地理空間和時間上‘呈聚塊性特征’發展的過程,即工業化表現為‘三個集聚’:產品空間、地理空間和時間上的集聚。其中,產品空間上的集聚是指專業化分工的發展,地理空間上的集聚是指產業集群的發展,時間上的集聚是指國際分工格局中的先發優勢”。[2]

    其次,非洲國家不能走傳統工業化道路的結論是基于人類社會啟動工業化進程以來的歷史經驗。在當前非洲發展工業化面臨的現實條件基礎上,非洲國家已不可能走傳統工業化道路。①從資金積累來看,早期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的資本積累過程是充滿血腥的。這在馬克思的著述中有著較為詳細的解讀,諸如“羊吃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是這個時期典型的特征。很顯然,后來的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都不可能走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道路。從國際市場融資角度而言,資本的趨利特點決定了尋求回報率的本能。受市場條件等多種因素影響,更多國際私營資本仍會選擇制造業當前仍集中的其他較非洲工業化程度為高的發展中國家。這極大地限制了非洲國家通過市場手段獲取國際融資的能力。②從技術角度講,當前工業發展的技術條件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一方面,立足于減排和可持續發展的新發展概念日益受到世界關注,由此對工業化的可持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排放的標準、環境的治理等。另一方面,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世界工業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信息化時代。而信息化時代的工業發展對科學技術的要求有著更高的標準。③從世界工業化進程中實現快速工業化的成功國家經驗來看,非洲國家在多方面存在著瓶頸。蘇聯、日本和中國是快速實現工業化的成功案例。作為工業化進程啟動的后來者,日本和蘇聯在工業化進程中國家資本主義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從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改革開始,多數非洲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在下降。從較早啟動工業化進程的拉美經驗來看,拉美國家早在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就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拉美國家基本確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20世紀30年代,拉美國家工業化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率先實行“進口替代”工業政策的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三國,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已經陸續解決了消費品的國產化問題后,60年代已經開始逐步實施工業品的“出口導向”政策,對外貿易基本擺脫了單一原材料的出口,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3]相比之下,目前多數非洲國家經常項目收支仍主要依靠對外原材料出口,產業結構極其單一,工業化程度很低。

    (二)前工業化時代的生產與后工業化時代社會機制的矛盾

    按照馬克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應該同社會治理機制相配套,二者的不匹配將影響社會的穩定。在非洲多數國家中,低下的經濟水平承擔著昂貴的治理成本。這種現實使得一些非洲國家政局長期不穩,也嚴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具體而言,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前工業化時代的經濟水平與后工業化時代的社會公共服務的矛盾。這主要指的是落后的國民經濟水平難以承受現代社會公共服務。非洲的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社會公共服務水平也很低。按照國際社會的關注,非洲國家應該在社會公共服務領域投入更多的資金。一方面,這有助于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條件,以實現“千年發展目標”;另一方面,這有助于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在自身財政困難重重的情況下,外部援助并不是解決公共服務的根本出路。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其工業化早期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也是極其有限的。問題在于,落后的非洲要吸引外資,就必須通過擴大基礎設施建設增加社會公共服務來改善投資環境,以滿足投資者的需要。企業競爭力是推動一國工業化發展的重要動力。但從低端制造業在經濟結構中占主導的非洲國家來看,社會公共服務的提高,包括為企業員工提供的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等,將會增加企業的經營負擔。此外,政府通過立法對勞工權利的保障,在維護勞工權利的同時客觀上也增加了本地企業的經營成本。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就一度被西方批評是利用缺乏社會保障的低勞動力成本獲取了國際競爭優勢。

    落后的工業化水平與扭曲的城市化進程。這主要指的是落后的工業化水平難以解決大量的城市化人口就業。從發達國家工業化的經驗來看,機器生產方式的確立,會帶來大量的失業人口,伴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新興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將會成為吸納勞動力的重要領域。在此過程中,城市化進程應該是工業化進程的副產品。但在非洲,受多種因素影響,其城市化進程遠高于工業化進程。研究表明,非洲城市化進程為世界最高。1960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只有一個居民100萬以上的城市中心——約翰內斯堡,今天該地區有近20個中心城市人口達到100多萬或以上。人口向中心城市尤其是省會城市的大規模遷移,和大城市在沿海區域的聚集,造成了許多國家人口和城市分布的嚴重失衡。在未來25年,非洲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幾乎是總人口增長速度的兩倍。到2025年,將有超過一半的非洲人口成為城市居民。較好的公共服務是吸引人口流向城市的拉動因素。自然災害及農產品市場化的政策、頻繁的沖突等是將農民及其家庭推向城市的重要因素。[4]“快速的城市化不僅沒有創造出更多的財富來促進經濟發展,相反卻帶來了系列的城市發展問題?!?sup>[5]

    落后的工業化與現代治理體制的矛盾。20世紀90年代非洲民主化浪潮過后,非洲國家基本建立了以西方國家為樣板的現代治理模式。但是,受多元化利益影響,多黨選舉制度下形成的中央政府很難在推動工業化問題上形成強有力的共識,也缺乏長遠的執政規劃。因此,該體制既缺乏推動工業化發展的動力,也缺乏對機制自身發展的保障能力。一定意義上講,現代治理機制是在工業化過程中確立的,適應工業化發展需要,并用以保障工業化及由此帶來的社會進步的機制。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紛紛確立西式現代治理機制后,大多數非洲國家并沒有因此走上穩定發展的道路,債務沉重、動亂頻仍成為其國家發展的突出特征。這主要同其落后的工業化進程密切相關。研究表明,“民主政治能否成功主要取決于建立民主政治的社會經濟前提條件,如共同的國家認同感、較好增長和合理分配財富的經濟以及一個強有力的國家”[6]。從歷史經驗來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引入全民普選之前,現代國家制度已經確立,這些國家的民主化是在已經建立了法治、活躍的公民社會、責任政府的基礎上進行的。而非洲卻是在沒有建立這些重要的現代制度的基礎上就引入了民主選舉,這被稱為“反向的”民主化。由此,當政者就不得不面臨雙重挑戰:“既要建立現代的國家制度,又要在選舉中和反對黨競爭?!?sup>[7]在經濟發展水平低下、財政收入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國家不得不通過舉債來維護選舉等現代治理形式。

    二 國際社會對非洲工業化合作的趨勢:去工業化還是工業化

    從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后,非洲國家紛紛陷入了發展困境。為獲取外部支持,非洲國家逐步接受了西方國家主導下的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但經歷30多年的發展,非洲在工業化發展方面形勢更為嚴峻。

    (一)國際金融機構和西方國家在非洲工業化發展方面的“貢獻”

    首先,促進自由化經濟改革。整體上,從20世紀80年代到目前,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首的國際金融機構以平穩非洲經濟、通過項目援助促進經濟增長為由,在非洲開展的工作主要包括“結構調整計劃”和“減貧發展戰略”。其中結構調整計劃在20世紀80年代推出,一直延續到90年代中期。究其實質,是要求非洲國家按照其開出的藥方,實施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正如李智彪所指出的,“非洲現行經濟發展戰略與政策基本上仍是過去經濟結構調整計劃的延續或翻版。經濟結構調整計劃曾因廣受爭議和反對被棄之不用,但該計劃的主導思想和主要政策框架在換上減債計劃、減貧戰略等新的外包裝后繼續掌控非洲經濟發展進程”[8]。此外,20世紀90年代,在西方發達國家推動下,多數非洲國家經過民主化浪潮建立了西式民主體制。為滿足發展需要,非洲國家不得不按照西方國家的要求,推動本國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從這個角度而言,西方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所扮演的角色有著較強的一致性。正是在國際金融機構和西方國家推動的結構調整政策,極大地消除了非洲國家獨立后努力追求的促進工業化發展戰略。研究表明,在結構調整計劃的實施中,貿易自由化使非洲民族工業發展受到阻礙。在外來商品和企業的競爭下,非洲的民族工業受到致命打擊。與此同時,擴大開放也加深了非洲國家對外部世界的依賴,喪失了自主發展經濟的機會。[9]

    其次,重視公共服務和技術援助。在“結構調整計劃”實施,非洲陷入了長達10多年的增長停滯后,國際金融機構將減貧和減債作為指導發展的工作重點,主張非洲國家政府通過制定和實施獲得其債權方認同的減貧戰略,在此基礎上增加公共投入,創造就業,促進增長。給非洲開出這種新藥方主要基于這樣兩個現實:①經過“失去的十年”后,多數非洲國家外債沉重,資不抵債。②在國際社會關注下,聯合國提出了旨在改善發展中國家民眾生活條件的“千年發展目標”。而基于減貧和減債的改革方案,迎合了非洲面臨的國內經濟和國際形勢,但背后仍是要求非洲國家達到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目標。在此基礎上要求非洲國家將債務減免額作相應的國內公共服務投入符合“去工業化”的顯著特征,即增加非生產性投入、擴大基礎設施建設、增加社會保障等。此外,對于具體帶有援助性質的融資或技術合作項目,西方國家或國際組織仍設置了種種類似的門檻,包括改善投資環境、政府良治等。

    (二)非洲工業化發展的現狀

    首先,經濟結構多元化程度下降。國際經驗表明,經濟結構的多元化有助于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但聯合國最新報告表明[10],非洲的經濟結構近年來并沒有顯著變化。相比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國家的經濟結構甚至出現更加單一化的趨勢。這突出反映了非洲國家近年來的快速增長仍是由資源出口帶動的。有數據顯示,非洲國家在結束殖民統治后,經濟增長顯著提高是在1995年之后。1994~2008年,非洲年均經濟增長率接近5%。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長率為5.3%,2011年為4.9%。報告指出,金融危機前后,盡管非洲保持了增長,但其經濟仍是脆弱的。非洲之所以在1995年之后取得良好的經濟表現,主要是由于非洲國家避免了80年代的災難性經濟政策。那種政策導致實質性增長衰退。而1995年之后的增長仍主要是在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非洲缺少低生產率向高生產率的轉變,這是非洲實現長期增長的瓶頸。對于多數非洲國家而言,如果沒有經濟結構的變化,目前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

    其次,工業產出下降。聯合國工發組織數據表明,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非洲工業化水平日益受到削弱。當20世紀的后20年世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工業發展繁榮時,非洲的工業卻面臨衰退。1995~2008年間,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年均增長率超過6%,而非洲僅僅為3%。不包括南非的情況下,非洲制造業產出占世界的比重由1980年的0.4%下降到2005年的0.3%,非洲工業品出口占世界的比重由0.3%下降到0.2%。2005年,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產出占GDP的比重平均約1/3,而非洲人均制造業產出和出口分別占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20%和10%。該地區制造業商品出口中的中高級技術含量的商品很少。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種情況一直沒有什么變化。[11]

    三 中國與非洲工業合作面臨的問題:債務的泥潭還是新道路的探索

    推動非洲工業化發展,是實現中非互利共贏合作可持續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未來中非合作面臨的重大挑戰。結合中國的發展經驗,針對非洲相關國家的特點,促進非洲工業化發展是雙方未來工業化合作的重點。

    (一)中國工業化經驗的不可簡單復制性

    首先,中國工業化經驗的特殊性。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快速增長促進了工業化的迅猛發展,成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創造了人類發展進程中的奇跡,由此也吸引了國際社會較多的關注。但事實上,中國工業化成績與中國歷史的積淀分不開。①從技術積累來看,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人崇尚知識,歷史累積的技術文化底蘊深厚。②中國長期重視農業發展。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并以非市場的手段完成了大量重要的基礎設施,特別是在農業、水利等領域,為中國的工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相比之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這些要素的積累是一個很不現實的問題。③農業文明影響下的民眾消費習慣,為中國的資本積累奠定了重要基礎。④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政策對市場的活躍和保障。⑤中國有巨大的消費市場和勞動力資源。⑥中國有著一個可以高效發揮政府職能,確保政策延續性和制度穩定性的治理體系。

    其次,“向東看”學習中國發展經驗面臨的制約因素較多。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多年的高增長,國際社會對所謂“中國模式”的關注度較高。很多非洲國家也提出了向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向中國學習的“向東看”政策,一方面,試圖使本國經濟搭乘新興國家快速增長列車;另一方面,很多國家也希望通過借鑒學習中國的經濟發展經驗促進本國的發展。以近年來重視學習中國經驗的南非為例。南非政府認為:“近一百年來,南非的經濟結構并沒有取得顯著變化,國民經濟仍以采掘業及相關產業為主。結構性失業導致大量的年輕人和非技術人員找不到工作。電力、水利和交通等基礎設施不足和運營低效,制造業基礎不斷削弱,私營部門在國內和全球競爭機會中并沒有足夠的優勢,儲蓄率低,國家發展對短期資本有著較大的依賴?!痹斐蛇@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南非缺乏保持一致的長期發展計劃,削弱了國家的發展能力。[12]2009年5月祖馬上臺后,成立了國家計劃委員會,加大了對國家經濟的宏觀調控,認為建立國家計劃委員會將是提高長期計劃和實施能力的具體表現。[13]2009年8月12日,議會通過了《公共咨詢國家戰略計劃綠皮書》。為此,國會成立了由社會組織、機構和個人等人員組成的委員會。通過該委員會內廣泛的協商,來制定國家的發展戰略。2010年南非通過了《5年發展戰略計劃》,2011年國家計劃委員會出臺了《2030年國家發展規劃》等。但是,非國大上臺近20年中,僅解決土地問題進展緩慢就充分反映出南非在推動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嚴重制約。

    盡管非洲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面臨很大的困難,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通過同非洲經貿合作促進非洲工業化發展無章可循。通過深入分析非洲國家在當前全球經濟格局變化背景下的優劣勢,促進非洲國家在利用自身資源和市場等優勢基礎上的工業化發展,對于探索可持續的互利共贏的中非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二)中國促進非洲工業化的認識

    首先,在多年的中非合作中,中國學者對于中非合作促進非洲工業化發展有了較為積極的認識。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①都是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等存在互補性。②中國有資金、技術以及管理方面的合作優勢。③在產業升級和發展轉型中有轉移產業鏈的客觀需求??陀^上,以上這些因素對于深化中非經貿合作具有重要的推動意義。通過多年的合作,中國在促進非洲增長和工業化發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特別是中非合作論壇啟動以來的10多年,中國在促進非洲工業化發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對非經貿合作在貿易基礎上關注對非投資,對非洲產業結構多元化起到了積極作用。另一方面,投資企業在項目中對當地員工的培訓、技術轉移等,有利于提高當地勞動力技能。

    其次,中國在促進非洲工業化發展方面存在的問題。①貿易合作對促進非洲工業化的局限性。近年來中非貿易增長較快,但由于非洲出口商品主要為原材料及初級產品,進口商品需求種類較多,對于資源匱乏型的非洲國家而言,其對華貿易赤字缺口較大,不可持續。②相對優勢的錯位。相比于非洲,東南亞、中亞、拉美等地區國家在工業基礎和市場條件等方面對中國企業“走出去”也有很大的優勢和吸引力,而多數非洲國家由于技術勞動力缺乏、產業單一等問題,增加了中國企業投資的成本。③大規?;A設施建設作為工業化的動力的持久性問題。對非洲而言,大規?;A設施建設對于改善投資環境,促進增長和就業有著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但對投資方而言,基礎設施建設與資源開發有著密切的聯系,中國在該問題上還必須考慮大規模貸款對債務可持續的風險性問題。僅以通信業為例,有信息顯示,由于通信網絡在最近10年內快速發展,非洲運營商陷入因網絡傳輸線路太多而無利可圖的窘境。在加納等地,由于多條纜線的建成,信息傳輸速度迅速提高,從2000年的近零傳輸速率到2012年超過每秒16 terabit的超大容量。對此,約翰內斯堡獨立電信通信產業顧問Cornelis Groesbeek表示,新增加的帶寬可降低寬帶價格最多90%,將使“法國電信”(France Telecom SA)與“全球無線網絡公司”(Cable & Wireless Worldwide)等企業的纜線投資難以收回。[14]

    (三)應對非洲工業化發展的挑戰

    由上可見,中國在同非洲加強合作,促進其工業化發展方面面臨較多的挑戰。這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非洲國家的體制性影響,包括制度的穩定性、政策的延續性以及發展規劃的合理性和政策落實的切實性等方面。②對非項目的風險性,包括財政風險、金融風險甚至政治風險和安全風險等方面。③深化對非工業化合作須應對的大國關系協調。由于歷史的關系,非洲地區一直是西方大國影響力較大的地區。中非工業化合作的深入,將考驗中國和非洲國家應對外部影響的智慧。由此,切實推進非洲國家的工業化,促進中非關系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需要中國同非洲國家針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共同應對。從當前來看,應注重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積極推動區域市場一體化發展,并針對不同國家的資源稟賦特點促進其工業化。工業化是非洲擺脫貧窮落后的重要手段。對此,非洲國家有著清晰的認識,并通過積極改善公共政策環境、促進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人力資源開發等眾多手段促進非洲的工業化發展。但是,從具體情況而言,非洲國家眾多,資源稟賦特點差異較大,這給非洲國家的工業化帶來了很大的挑戰。一定意義上講,非洲20世紀70年代的工業化進程遭遇挫折同市場狹小有關。20世紀五六十年代非洲國家紛紛獲得政治上的獨立后,在外部援助下建立了本國的基礎工業。但是,這些基礎工業在隨后的生產中,由于市場狹小,生產難以擴大,資源配置能力差,商品出口難以帶動本國相關產業鏈的拓展和升級,加上來自外部的競爭等因素,這些企業多難以為繼。

    通過建立多邊安全協商機制,推動非洲的政治穩定和經濟政策連續對于促進非洲改善投資環境具有重要意義。多邊機制的參與水平是衡量一國世界地位的重要指標。相比于中國在其他地區的合作機制,目前中國在非洲地區的多邊參與規模較小,能力較弱。從經營非洲的長遠考慮,中國應加強對非洲多邊機制的參與,不僅要積極參與非洲地區的區域組織等多邊機制,還應該積極參與西方國家對非關系的協調機制。

    區域內市場保護措施的必要性。從歷史經驗來看,發展中國家對區域內市場的保護是維護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從表面來看,強調區域內市場保護不利于中國商品對非洲的出口。但是,從長遠來看,有助于中非經貿的健康發展。這主要基于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如不促進非洲的工業化發展,中非經貿合作,特別是貿易領域將面臨不可持續的風險。其次,符合非洲國家的發展要求。最后,有助于營造中國同西方國家公平參與非洲合作的市場環境。

    合作項目應通過基于非洲長遠增長的篩選。由于非洲國家在人口、資源、地緣等方面有著較大的差異,對非工業化合作應該針對非洲國家的具體資源稟賦進行規劃。相應地,在具體合作項目的選擇上,避免過分依照非洲國家的“要求”而參與相關項目合作,而應根據地區內市場的資源特征布局非洲,開展項目合作。

    加強人文科技合作,擴大應用型技術培訓。從發達國家對非經濟合作的經驗來看,重視對非應用型技術的培訓,不僅對于提升當地勞動力技術水平、增加就業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有助于擴大對非經濟技術合作。近年來,非洲國家希望中國在同其合作中加大技術培訓和技術轉讓的呼聲較高。加強該方面的合作符合非洲的需求。此外,隨著工業制成品的輸出以及直接投資的增加,培養當地技術勞動力對于擴大市場具有重要意義。

    加快產業鏈的轉出,不僅有助于非洲工業化,也有助于提升中國技術進步。近年來,非洲國家日益重視外資在加工業的作用,希望通過提高當地原材料附加值來改變長期的原料出口并增加就業。而隨著中國政府經濟發展轉型戰略的實施,淘汰落后和過剩產能,實現產業轉型和升級已提上日程。非洲作為通往發達國家的重要橋頭堡市場,中國企業對非投資轉出產業鏈,將給中國企業產業鏈晉級提供更多的機會。

    標簽: 中國 非洲 經濟結構 工業化 工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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