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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一路”與國際產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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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世界與中國的“新常態”

    21世紀初至金融危機前的七八年是世界經濟增速的一個“非常態”。以世界經濟年均增速衡量,1980~1989年十年的年均增速為3.2%,1990~1999年十年的年均增速為3.1%,而2000~2009年則達到3.9%,如果不考慮2009年世界經濟的負增長,那么21世紀初至金融危機前的幾年年均增速高達4.3%,堪稱世界經濟史上的高增長階段。按照安格斯·麥迪森的統計,這幾年僅次于1950~1973年的“空前繁榮的黃金年代”,這一階段世界經濟年均增速達到4.9%。[1]2010~2014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速回落至4%,這一增速等同于1997~2006年的十年年平均水平,但又顯著高于1980~2000年的20年。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2015~2020年的年均增速也將達到3.8%。因此,放寬歷史的視界,應該說世界經濟增長失去了金融危機前的高增長態勢。

    中國對“一帶一路”進行產業轉移時,國內和國際都處于經濟新常態。李揚等認為,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的“大穩定”舊常態基本結束,邁入以經濟增長低水平波動、金融資產去杠桿化、保護主義加劇、主要國家政策周期不同步和全球治理處于真空狀態為特征的新常態。簡而言之,就是發達經濟體總體上呈現低增長、高失業和低回報投資等癥狀。[2]

    金融危機以來的世界經濟行進在歷史的轉折點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力量對比發生巨大轉變。按照IMF的數據,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2008年發達經濟體占全球經濟的比重首度跌破50%。在PPP意義上,發達經濟體的占比從2003年起以年均1個百分點的速度下滑,預計2020年將跌破40%。以市場匯率計算,2014年發達經濟體占全球經濟的總量還維持在61%,但自2004年以來的十年來縮減了18個百分點,預計到2020年將進一步收縮至56.7%。

    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開始分化,后者經濟增速是前者的3~4倍。自21世紀初起,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增速明顯超過發達國家。2001~2014年,發達經濟體年均增速1.6%,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年均增速高達6.0%。從這個意義上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并非是造成發達經濟體占比下滑的長期原因,卻加速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力量轉換,發展中經濟體利用金融危機實現“彎道超車”。以PPP衡量,2008~2009年發達經濟體占全球比重下滑2.5%;以市場匯率計算,2009~2010年發達經濟體占比下滑3%,金融危機這兩年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經濟體占比下降最快的兩年。

    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七年后,世界經濟復蘇進程進入轉折點。這種復蘇的基礎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發達經濟體逐步走向比較穩定的增長,美國和歐元區的就業、通脹等宏觀經濟指標趨好,發達經濟體參與國際經濟的力度在恢復,貿易增速明顯;二是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盡管經濟增速略有下降,但是動能明顯增強,尤其是中印經濟發展勢頭依然迅猛,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穩步上升。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復蘇的基礎仍然不夠堅實,需要相關國家做出努力,維持向好發展態勢。在所有經濟大國中,中國的經濟增速仍然位居前列,中國經濟邁入發展新常態之后,調整步伐和力度不減,對維護開放性世界經濟的貢獻逐步加大。而美國經濟的復蘇態勢雖日益明朗,但其增長主要來自國內消費,恢復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能力還需時日,美國經濟短期內還難以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強勁動力。

    世界經濟格局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發展中經濟體群體性崛起,為中國改善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機會。美國二戰后建立的一套國際經濟制度,其主要目的是服務于發達經濟體,如今面臨著困境。發展中經濟體已不再只依靠西方國家,不再盲目相信西方的這套經濟發展理念,而是積極謀求其他途徑。中國既要考慮發達國家建立的制度的優劣,更要針對發展中經濟體的需要,創造性地設計新制度。

    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都步入了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彼此要相互適應,合力尋找新的增長模式。中國既要提高消費、擴大內需,進行經濟結構轉型,也要加快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開放性經濟體制。對世界而言,除了發達國家,主要還是靠亞洲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后者將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就此而言,中國倡導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實施“五通”工程,統籌兩個“新常態”,實現共同發展。中國經濟在邁過“劉易斯拐點”之后,也進入了中高速增長、結構優化調整和創新驅動的新階段。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同時發生轉型,特別是國際轉型,對中國“一帶一路”的產業轉移將產生復雜的效應。

    2.國際產能合作與產業轉移

    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經國務院授權,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簡稱《愿景和行動》),正式拉開了“一帶一路”建設的大幕?!耙粠б宦贰北灰曌饕豁棥皯鹇詷嬒搿?,其主要內容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通”,其戰略目標是與沿線國家共建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3]“一帶一路”指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認為,“一帶一路”規劃對中國未來35年的發展進行了總體構想,是一份類似于政府白皮書性質的文件,中國自己今后會不斷完善它,同時也會與沿線各國“共商”來完善它。[4]

    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相關措施陸續推出,值得注意的是國務院相繼出臺培育外貿競爭優勢、國際產能合作和制造業強國戰略等政策規劃。2015年5月12日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的若干意見》要求全面提升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水平,主要內容包括深化貿易合作、拓展產業投資和優化周邊經貿發展格局。[5]2014年,國務院辦公廳曾印發《關于支持外貿穩定增長的若干意見》,但其內容約為新文件內容的三分之一。與舊文件相比,新文件強調全球總需求不振,大規模國際產業轉移明顯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持續升溫等國際新形勢,希望推動中國外貿實現“五個轉變”。新文件強調加強貿易與產業結合,全面參與全球價值鏈、產業鏈重構進程,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如果說2014年國務院辦公廳的文件還是一個各部委落實具體任務意義上的辦公指導意見,那么2015年的這份文件則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提升外貿新優勢的一種中期規劃。

    產業層面的推進舉措進一步圍繞兩個方向展開,一是向外的國際產能合作,二是向內的產業創新。2015年5月16日,印發的《國務院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則著眼于發展中經濟體大力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現狀,認為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將推動我國從產品輸出向產業輸出提升,有利于實施“一帶一路”構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意見認為近期的產能轉移主要以亞洲周邊國家和非洲國家為主要方向,采用貿易、承包工程和投資等多種方式進行。[6]5月19日,國務院印發《中國制造2025》文件,認為我國仍處于工業化進程中,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我國制造業仍然大而不強。規劃認為,一方面要推動傳統產業向中高端邁進,逐步化解過剩產能,具體包括鋼鐵、石化、工程機械、輕工、紡織等產業;另一方面,推動重點產業國際化布局,積極參與和推動國際產業合作,落實“一帶一路”倡議。文件“鼓勵高端裝備、先進技術、優勢產能向境外轉移”,其首要方向仍然是周邊國家。[7]

    無論是“一帶一路”文件,還是國務院近期推出的外貿、國際產能合作和制造業強國戰略等政策規劃,都在關注怎么推進相關產業的轉移和升級。例如,“一帶一路”在拓展相互投資領域納入了農業、海洋、能源、礦產資源等行業,在推動新興產業合作方面則包括信息技術、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商務部在解讀國務院的外貿文件時指出,鼓勵電力、軌道交通、工程機械、汽車制造業等行業企業到沿線國投資,支持輕工紡織、食品加工企業到勞動力資源豐富、市場潛力較大的沿線國家設廠。[8]國際產能合作文件則列舉了12個重點行業,分別是鋼鐵、有色、建材、鐵路、電力、化工、輕紡、汽車、通信、工程機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國家發改委將“產能合作”解釋“產業的輸出”加上“能力的輸出”,具體而言則是把“產業整體輸出到不同的國家去,同時幫助這些國家建立更加完整的工業體系、制造能力”。[9]2015年10月底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了“積極搭建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金融服務平臺”,要求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建境外產業集聚區,推動建立當地產業體系”。[10]

    從產業轉移角度看,“一帶一路”上的產能合作并不完全是一個新的東西。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發達國家曾多次向外轉移產業,而制造業則在各大洲持續不斷轉移。就東亞和西太平洋而言,20世紀60年代部分制造業先從美國轉移到日本,再從日本轉移到東亞“四小龍”,再到中國。[11]如今,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也在推動著產業從中國轉移到沿線國家。那么,中國的不同在哪里呢?

    首先,“一帶一路”的主要內容是“五通”,創新之處主要在于將“五通”作為一個整體,突出其相互關聯,不僅是在經濟層面上的互利合作,而且有某種實現整體利益最大化和分配基本滿意的意圖。比如,將政策溝通放在首要位置,明確了政治互信和政府間溝通交流機制對落實后續各項合作的保障地位。其次是兩大具體的合作領域,基礎設施和貿易產業。從工業化發展歷程看,基礎設施既是工業化發展水平的體現,也是貿易投資能否持續升級的保障?!耙粠б宦贰睂⒒A設施作為優先領域,確實也反映出國務院在產能合作文件中對“全球基礎設施建設掀起新熱潮”的判斷,但“一帶一路”要真正產生互利共贏的效果,最終還得取決于產業合作能否順利推進。對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而言,有了基礎設施,但如果沒有工業化,勞動力無法從農村遷往城市,也就無法走出貧困。中國在《愿景和行動》文件中已經承諾,要通過“一帶一路”讓沿線各國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諧、安寧、富裕的生活”。[12]應該說,這是一個崇高的理想,然而實現起來也有很大的難度。

    國內和國際經濟都邁入新常態,這不僅是“一帶一路”提出的背景,也將是落實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內外環境。中國經濟發展長期依賴出口,在世界經濟增長低迷、外貿新常態形勢下,必須思考新的發展空間。尤為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已經邁入新常態,盡管增長率邁入中高速,但“聚集的動能是過去兩位數的增長都達不到的”,[13]有能力主動構思新型對外關系,確保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換句話說,發展新型的對外經濟合作關系以及管控合作中的沖突,是中國在“一帶一路”進行產業轉移和幫助沿線國家進行能力建設的兩個方面。

    從國務院近期出臺的幾份政策意見來看,利用對外投資帶動貿易,加快貿易與產業結合,推進國際產能合作成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大舉措。目前,國內對產能過剩以及向“一帶一路”轉移產業的討論基本是從國內視角,或者說從供給視角出發的,多數分析報告延續2015年1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的部署加快鐵路、核電、建材生產線等中國裝備“走出去”,推進國際產能合作、提升合作層次思路。但目前亟須加以研究的問題是,“一帶一路”沿線如此多的國家,選擇哪些國家作為中國產業投資的重點,特別是重點國家的重點投資產業有哪些仍然不清楚。按照《愿景與行動》規劃的路線,歐洲、中亞、北非、西亞、南亞、東南亞和南太平洋都屬于“一帶一路”的范圍。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則重點提到了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尼泊爾、卡塔爾、科威特和印度尼西亞等國。顯然,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的投資不可能是同步進行的,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研究投資潛力大的國家以及適合轉移的中國產業,以便盡早開花結果,收獲早期成果。

    此外中國產業轉移到“一帶一路”,既涉及國際經濟因素,也必須考慮東道國的國內政治和地區的政治形勢。從目前已有的產能合作關系看,至少有兩個問題很明顯,第一,已經“走出去”的產業不一定適合東道國,中國對外投資不少還處于虧本時期,而且還不善于應對勞工、環境、恐怖主義、融資等風險;[14]第二,中國政府的《愿景和行動》是一份規劃,而不是對已投資項目的評估,并不適合所有的產業和企業。從這個意義上說,要根據新的形勢做出新的分析和研判,不能照抄照搬,特別是需要結合發達國家以往的產業轉移經驗和教訓,對“一帶一路”的產業轉移做系統的理論研究。

    標簽: 中國 國際合作 產業轉移 區域經濟合作 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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